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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角下破产法的衔接(《民法典》视角下破产法的衔接解读)

《民法典》视角下破产法的衔接(《民法典》视角下破产法的衔接解读) 第2张

此次施行的《民法典》其诸多内容的改变对我国当前的破产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主要还是民法总则部分对于民事主体的规定。我们需要从破产法的角度,分析民事主体分类和民事法律行为的调整,破产法该如何适用及做好衔接。

一、从民事主体分类看《民法》对破产法律体系的影响

《民法典》一改《民法通则》民事主体的“二分法”,改为了“三分法”,即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这是本次《民法典》的重大创新。《民法典》采用了自然人的概念,替换《民法通则》中“公民”的概念,较大扩展了民事主体的范畴,同时,将法人分为了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更是针对当前的国情和适度匹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一次关于法人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目前破产法律体系下,在民事主体方面已经不适应目前《民法通则》中的规定,也体现出当前破产法律体系的许多问题,在此有以下几点思考:

1、民事主体新规定与破产法适用对象的冲突

《民法典》规定的三类民事主体,与当前破产法律体系的“一元化”主体产生冲突。2006年施行的《企业破产法》将适用主体主要限定为企业法人,自然人、其他非企业法人组织和非法人组织等均不适用。

2、自然人破产制度势在必行

社会主体市场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我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已经几无争议。从各国的破产法律体系来看,自然人破产法是破产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创业失败案例、老赖执行案例等,都凸显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缺位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而且,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自然人破产制度能够为已经陷入重大经济困境无法摆脱的自然人,保护其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并给予其再次成功的机会。

3、对于法人的破产法律体系,单一的企业法人破产制度无法满足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目前《企业破产法》的适用对象主要针对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等,均不在调整范围之列。根据目前的实际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许多非企业法人组织也应当具有破产法律规范调整的必要,尤其像民办医院、民办学校等法人组织,更需要有单独或者特殊的破产制度安排。当前许多的僵尸企业无法良性退出市场,与我国当前的破产法律体系有着莫大的关系。

4、非法人组织破产法律制度的缺位,使得社会中此类组织的发展遇到困境

非法人组织不具有独立的人格,缺少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破产法律制度如何设计,能否延伸像自然人破产的法律考量,值得思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基金会等组织,其虽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但其的确是以一个单独、独立的主体来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这类型非法人组织,如果没有针对其具体的破产法律规定,不利于此类组织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稳定基本的社会发展秩序。

二、从民事法律行为看《民法》对破产法律体系的影响

《民法典》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包括合法的法律行为、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的行为,《民法典》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内涵进行了扩充和整合,同时增加完善了有关意思表示的规定、虚假表示的效力规定等条款,对充分涵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民事法律行为有较大促进意义。该等完善和调整,对于现行有效的《企业破产法》,也产生较大影响,也急需《企业破产法》跟随《民法典》同步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在破产程序发起前的债务人行为撤销权以及破产欺诈行为的无效认定等方面:

1、《企业破产法》中的撤销权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予以完善

《企业破产法》中的撤销权主要在于企业符合破产条件后,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利用合法形式处分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律赋予破产管理人对不当行为的撤销权,以保障债权人利益。

《民法典》中规定的撤销权,则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可撤销法律行为、行为人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况下作出的行为,受损害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由此可见,《民法典》中规定的撤销权涵义范畴要远大于《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撤销权。基于《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企业破产法》中撤销权的表述已经不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利于破产欺诈行为的认定。

2、《企业破产法》中关于破产无效行为的认定,不利于规制当前新出现的破产欺诈行为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3条的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破产管理人可根据破产无效的法律规定,追回被恶意处分的债务人财产,该等规定,使得破产欺诈行为得到规制,体现了《企业破产法》的立法者对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民法典》中关于无效行为的规定,主要是指欠缺生效的根本要件而当然不发生行为人预期的意思效力的行为,具体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虚假的意思表示,恶意串通,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民法典》中关于无效法律行为的含义要远大于《企业破产法》,而且,《民法典》中的无效行为认定更切合实际需要,且更灵活。而《企业破产法》中的无效行为规定更局限,且不利于灵活规制破产欺诈行为,如欠缺生效的根本要件而当然不发生行为人预期的意思效力,包括虚假的意思表示,恶意串通,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等。

三、破产法律体系在《民法》出台后的发展和完善

《民法典》的颁布和生效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实际情况、经验的总结,而现行的破产法律体系,无论从民事主体还是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体系等多个方面,均不能够较好地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了保证《企业破产法》与《民法典》衔接的一致性,有必要针对《企业破产法》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

第一,尽快推出个人破产法,填补破产法律体系在自然人方面的空白。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信用在未来的市场交易中一定会更重要,而随着信用重要性地提高,交易中的信用风险势必会越来越大。这一点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概莫能外。我国现行破产法因只允许“企业”破产而被戏称为“半部破产法”时,在《民法典》已经作出诸多变化和调整的基础上,我国的破产法律体系有必要进行衔接和完善。

第二,法人破产制度的完善以及非法人组织破产制度的破冰。《民法典》中关于法人的规定包含了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同时,也规定了非法人组织,而《企业破产法》中仅针对企业法人进行了破产行为的规制,而未将非企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破产行为纳入调整范围,此不利于相应的主体良性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退出市场活动。鉴于此,有必要针对非营利法人组织和非法人组织构建单独的制度规定。

1、非企业法人组织也适用《企业破产法》。非企业法人主要为非营利法人组织,如各类基金会、民办医院等等,其作为企业法人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应当平等适用相关的企业法律规范,但因部分非营利性法人组织承担着重大的安全任务或公益责任,可以针对此制定特殊的法律规定。此类主体在破产过程中,只适用破产清算制,而不适用破产重组制。

2、非法人组织应有单独的破产制度规定。非法人组织主要包括个人独资 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在《民法典》颁布前,“非法人组织”主要为由于主体缺少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能力的主体,在现有的破产法框架下也并非所有的非法人组织都具有破产能力,破产法中能否直接采用“非法人组织”概念并作出区分于其他民事主体的破产规定也是需探讨的问题,而且,非法人组织形态多样,是否能够统一适用一套破产法律制度,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在《民法典》颁布后,非法人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划分,有利于统一各个特别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分歧与矛盾。而《企业破产法》作为一部特别法,能够针对不同民事主体和民事主体不同的破产能力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有利于保证法律体系的自洽性。

第三,在《民法》框架下,《企业破产法》针对破产欺诈行为的规制完善。破产欺诈行为是《企业破产法》引入破产行为可撤销及无效规定的原因。在《企业破产法》最初的制度设计中,破产欺诈行为主要是通过限制或禁止债务人、第三人基于恶意目的利用合法、非法形式损害债权人利益。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入,破产欺诈行为也日新月异,但制度设计的封闭性使得相关法律规定随着破产法实施的推进越来越不合时宜,破产欺诈行为的列举式陈述经过实践的发展,正逐渐被规避且难以利用现有的规定进行规制。在《民法典》对民事法律行为理论进行修正调整的情况下,《企业破产法》的修订既要考虑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变化,也要着眼于发挥在破产程序中对破产欺诈行为的判别作用,使欺诈无效行为制度真正起到打击破产逃废债的作用。因此,扩大破产可撤销、无效行为的认定范围,提高破产欺诈行为灵活认定标准,保持与《民法典》民事可撤销、无效行为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提高破产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

四、结语

《企业破产法》已经施行十余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许多破产制度的规定相对粗糙,不完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推进,伴随着《民法典》颁布,许多新规定新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为《企业破产法》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需要《企业破产法》保持与《民法典》法律精神的一致性,在法律逻辑和内容上达到匹配与一致。

此次施行的《民法典》其诸多内容的改变对我国当前的破产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主要还是民法总则部分对于民事主体的规定。我们需要从破产法的角度,分析民事主体分类和民事法律行为的调整,破产法该如何适用及做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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